▲换肝后，在病床上等待康复的安戈。
编者按作为一个做过肝移植的人，我的年龄与一般人的计算方式已经不一样了。
一般人是寿命，而我叫存活期。存活期不是从出生算起，而是从手术之日开始计算——那个陌生的、别人的肝脏，在我的体内能够活多长时间。
我是年10月做的肝移植手术，到现在已经存活十个年头了。虽然，在世界范围内，像我这样的人也有存活40年以上的。而在我国，存活十年仍然是不错的成绩。
做完肝移植手术，我为自己设定第一个目标：活到退休。退休后是“保六争七”，保住六十岁，争取活到七十”，我一直为这个目标而努力。
六十岁是人的一个花甲，是人生的一个轮回。在我们土家族的民俗中，人只有活过一个花甲，才算完整的一世人，才能进入家族殿堂，才可以轮回到下一个人生。六十岁差一天都叫短命。短命的人在那边就不叫人了，叫鬼，短命鬼，不能入列宗祠，只能到处游荡。
在我国，每十个人中，就有一个病毒携带者，每十个肝病病毒携带者中就有将近2个人患病。全国每年有高达两千多万的肝病患者群，每年有几千人排队等待换肝。由于供体和资金原因，许多人根本等不到那一天。而在过去每年接受肝移植手术的一千多人中，只有一部分人能活过5年，能活过10年的则是幸运中的幸运儿。而今天，我做到了。从此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是在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奇迹。”
这是一位换肝者的故事。是“谷雨”支持的第一批非虚构写作计划之一。“谷雨”计划既注重宏大叙事、反映当下中国，记录历史的非虚构写作，同时也青睐源于个体经验的生命故事，因为这些极致的个体生命体验，成为我们体察世间人生的一极，通过这一极可以联接陌生的生命，开启另外的世界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别人的故事，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。
安戈的这部作品原名为《换肝记》，凡十万余字，我们从中摘取了近2万字，分上、下两篇推送。对这个故事有兴趣的读者或机构，可通过“谷雨”或与作者直接联系。
换肝记
作者：安戈
死囚，曾是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
长时间的等待，并没有等来好消息，我弟弟坐不住了，他想到一个办法，捐肝。
我的这个弟弟，是我妈妈的第四个儿子，妈妈不想再生了，就用一个“结束了”的意思的字做名字：元，叫元安。等到我哥哥有了文化，给他改名字叫延安，（到底哪个有文化）。都是些自作聪明的人啊，哪里知道父母良苦用心。延安早年是南京防化部队的指导员，一副好嗓子，是部队文艺骨干，后转业到南京工作。一场意外夺去了妻子的姓命，他落得个终身残疾。他说，“哥，让医生看看我的肝能不能用。”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可以部分捐肝，不知道我这个元弟弟知不知道。他如果不知道，他是什么意思，是要用他的命换哥我的命吗？我是出院后听说的。当时眼泪就下来了。
刘老师回家去过周末了，5床空空的。我和护士说活，问刘老师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出院了，护士顾左右而言他。
下午，走廊里一阵骚动，一个担架推了进来。担架上躺着一个人，人们七手八脚地把病人放到5号床上。病人大声的呻吟，其状痛苦至极，不忍视听。有红衣女子进来，我一看是刘老师老婆。我问她，不是好好的吗,怎么成这样了？
她说，回去还好好的，中午喝了几口可乐，突然就呕吐，就成这样了。
刘老师大声地叫喊着：“医生，救救我啊......”声音凄厉，绝望。
正是中午时分，小孟值班，进来看看，无计可施，走了。就我和红衣女子，在刘老师痛苦的叫喊声中煎熬。刘老师突然对我说：“对不起你啊，六床，把你吵闹到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控制不了啊。”接着又是惨叫声。
这句对我的抱歉，成了刘老师留在人间最后的话。
她老婆告诉我，刘老师是上个月查出的肝癌，当时就是晚期。到同济来是准备换肝的。结果，在手术台上打开一看，已经不能换了，癌细胞到处扩散了，只好又缝合起来。说已经换了肝，是骗刘老师的。
刘老师一直以为自己是换了肝的，还跟我谈过体会。除了他自己不知道，这里的护士，护工都知道他活不了几天。
进来几个护士，说把我转到别的病房去。我回头看了刘老师一眼，只见他睁大双眼，黑色的部分全部翻到眼皮里去了，露出白白的眼珠，很恐怖。
就这样，我跟他默默地作了别，被推出了病房。
▲医院病房
第二天早晨，护士又把我推进9号病房。5号病床已经铺上新的床单，早晨的阳光又洒在白色的床单上，把房间映亮，一股淡淡的清香在空气中飘荡。
患病以来的许多时候，我都想起唐代刘禹锡的诗句，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
肝源一直没有消息，却等来换科室的通知。陈教授告诉我妻子，估计一会半会不会有消息，先把病人转到肝病房去。说那里更专业，可以得到系统治疗。我觉得不爽，在这里住久了，我不愿再回到肝病房去。那里不光设备简陋，条件很差，还人满为患。那清一色的肝病病人，那一张张土灰色的脸，死气沉沉。进入肝病房就好像进入到一口大棺材里，令人窒息。
妻子不说话，默默地收拾东西。把一件衣服仔细地折了又折，看样子，她好像是要将每一件衣服上的每一条皱褶都抹得平平整整的。一个人在那里叠了拆，拆了又叠，如此往复。
做这一切，她显得慢条斯理，却非常专注。也不朝我这边看，偶尔看我一眼，也赶紧挪开目光。
我知道，她这种动作折射出她内心的忧伤。她在想什么呢？我想，我已经卧床20多天了，人一天天消瘦，状态一天不如一天，她是在担心我等不到那一天，她在伤心。而她的伤心又没有地方诉说，她只能用这种方式稳定自己的情绪。
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就在妻子将东西收拾完毕，只等那边床位通知的时候，这边蒋继贫医生先来了。
蒋继贫是陈知水的得意门生，是移植界的后起之秀。他30多岁的年纪，也是同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，阳光而俊秀。
他是我的管床医生。他匆匆来到病房，给我妻子说，“不转过去了，就在这边等。”就又走了。
这对我妻子来说，是个好消息，犹如一片阳光洒进充满寒意的病房。看得出来，她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，回头对我轻轻一笑，说，“不走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在一家地方法院做法医的表弟打来电话，说他们那里关押着死囚，判决已经下来，只等上面下达执行命令，应该快了。问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人做做工作。说前些年，一个什么局的局长也是这种情况，“也是在我们这里拿的。”
“也是在我们这里拿的，”表弟顺口说来，我听起来仍然感到有点惊悚。十年后的今天再说这些往事，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。但在当时的中国，在人体器官没有自愿捐赠的境况下，死囚，成了人体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。使用死囚器官，也就成了器官移植的普遍存在。那个时候的器官移植是混乱的，没有正规的渠道，没有成熟捐赠，器官交易全在不透明的状态下进行。
一般来说，接受器官移植的人，都从来不关心供体从哪里来的。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医生，只以为换上了就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换上是机会不好，从来没有人往深处去想一想。而社会上，对这一类的话题也是讳莫如深，是十分敏感。那个时候的我，真的很是天真，总认为一切都是顺理成章，理所当然，就是对厕所里的供肾广告也视而不见。实际上，能不能找到的供体，要为一个病人找到合适的供体，全靠医生。他们不知道到费多大的心血，有时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。
器官移植是一个生命链条上的两端，必定关乎生死。一端是一个生命的结束，另一端同时也是几个生命的延续，医生就在这个链条的两端来回奔波。
找到人“做做工作”？这事想都别想。我说我是没有能力找到做工作的人，能做通这样工作的人，一定得手握重权，可以决定他人生死，那得做多大的官才行，哪里是一个肝病病人所能想象的。
一天晚上，单位领导来看我。突然问起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有看到蒋医生了，说蒋医生出事了！
我非常愕然，他一个外科医生，天天上班下班，做手术、查房、开处方，能有什么事？
领导说，蒋医生被公安局扣留了。蒋继贫医生去河北一个县里摘取人体器官，回来的路上发现了疑点。对方说是法院执行的死刑，可死者身上没有法院的囚衣，也没有刑具。最主要的是那个执行地点也很奇怪，是一个废弃的变电站，里面臭气熏天，牛粪遍地，怎么也不像刑场。于是赶紧报了警。
果然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，死者是当地的一个流浪汉，有精神障碍，凶手是当地的一个农民。他把医生约到现场，现场把人杀了，说是法院执行的死刑，取器官的医生就等在外面。
蒋继贫医生当然也脱不了干系，就被扣下来了。不过，很快回来了，他是不知情的，又主动报了警，情况弄清楚了，就可以回来了。
这个爆料，噎得我半晌无语。原来，救活一个人，医生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救活一个人，还有人失去生命。
我是不是使用死囚器官的受益者，不好说。但是，我还是觉得，正如姚明说的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。
那个年代，人体器官大都没有正式的渠道来源，直到去年的年，中国才正式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，到年，才建立起人体器官的统一分配系统。此前，尽管有年《人体器官体使用条例》，但人体器官的供应一直是混乱的，无序的。网上、民间传播的消息不说，仅公开报道的涉及人体器官的案子已经触目惊心。年我采访一位刑侦局长，他们就侦破一起将人圈养起来，集体摘取器官的恶性案件。
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一边是等待救命的患者，一边是没有源头的人体器官供应。医院，要想开展器官移植这项业务，也必须依赖于医生自己去想办法。于是，医生一边救人，一边还得走出去到处找供体，找到了，病人就有救，找不到，病人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因此，医生就成了那本不该由他承担的风险人。
▲换肝后，年退休的安戈新疆自驾游。
转眼就过了年的国庆节。
十月的江城，一场秋雨赶走了夏天，秋风从窗口送进清凉，病房里不再燥热，
从9月13号入院至今，躺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不能坐起，更不能下床，就那样躺着，一天天煎熬，基本上都是靠药物维持生命。记得那天查房，蒋继贫给陈知水汇报我的情况，说“今天的化验单，转氨酶，黄疸指数都在下降，这是连续第3次下降，病人的症状不见好转。”陈知水不说话，只问我思维请不清晰，有没有什么幻觉。
陈知水走后，听到小孟问蒋继贫，“肝功能好转了，怎么肝病反而是加重了呢？”
只听得蒋继贫说：“这说明肝脏的功能在耗尽，接下来就会接近无肝脏状态了。会很容易引起肝昏迷，导致其他器官衰竭。一个好的外科医生，首先要是一个好的内科医生，肝脏不行了，人在无肝脏的情况下，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。”
无影灯下，生死对接
年10月10日，陈知水教授带着他的徒弟，蒋继贫医生，杜敦峰医生来查房，这次查得特别仔细，听到他吩咐蒋继贫医生，要给我准备输毫升鲜血和毫升血小板。
毫升什么概念，就是我体内差不多全部的血的总量，毫升血小板更是我体内血小板的好几倍了。这么大的输血量，完全可以将体内的血重新置换一遍。
我感觉到了这种不一样，果然，教授出去的时候叫走了我妻子。
去了好长时间，我妻子回来告诉我说，“谈话了，明天做手术。”
医院的移植病房在外科大楼的22层，透过窗户看出去，可见龟山上高耸的电视塔，马路上汽车碾过的声音如在咫尺。我从得到手术通知就开始钡餐，不能吃东西，也不能喝水。不吃不喝之于病人是雪上加霜，是叠加在病痛上的痛，加上满满的期待，使得这夜更加的漫长。
妻子坐在那把五元钱租来的躺椅上轻轻地睡去。
这个时候我不能动，我知道她睡得很浅，只要一有点动静，她都会醒来，然后看看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，或者掖紧我的被子，等她认为都满意后，才又躺下。
我静静的躺著，望着天花板，又想起陈知水教授的话，”提高生活质量“，想起因为疾病而受到的那些屈辱，再怎么难，也要坚持下去。
这些年来，我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没有快乐，没有尊严，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般。
身体上的疾病，也影响到心理的建康，最怕社会歧视，总害怕自己被边缘化，然而，当你害怕什么的时候，偏偏就有什么伴随。
那一年，我调往另外一个部门工作，我使用过的电脑，办公桌，沙发居然无人敢用。后来分给一个女同事使用，她弄来酒精反复擦拭，仍然不放心。我听说后心想，怕脏不要不就得了，可她要还是要，因为那些设备都是新买的。
手术时间就定在10月11日晚上12点。
▲医院病房，安戈病友与家人。
知道黑障吗？就是卫星返回地球，进入大气层那一刻，什么信号都没有了，那叫黑障。我这里出现了黑障，怎么形容呢，就像一个巨大的天幕从天而降，遮住了整个世界。我失去了任何信息，被塞进一个黑黑的隧道。这个隧道像滑梯一样，通向一个远方。莫不是传说中的虫洞吧，没错，就是虫洞。我被塞进虫洞里了。人真的能穿越吗？虫洞或者时光隧道什么的真的能让一个人实现穿越吗？那些研究人员自己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经历？
我在黑暗中高速的下滑，无边无际......
夜过三更，熙熙攘攘的医院已经安静下来，外科大楼的窗户也是黑多亮少，显得一片静谧，人们都已经沉入梦乡。突然的脚步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，一个人从还没完全开启的电梯门里挤出来，直往手术室奔跑而去。
姑爷站起身来，迎了过去。只见那人手里抱着个盒子，气喘吁吁。姑爷问，“是不是送肝脏的？”那人边跑边气喘吁吁地说了句什么话，也没放慢脚步，直接跑到手术室门口，门已经开了，里面早早地等候着一个医生，把他接了进去。
移植病人到了手术室，上好麻醉，就静静地搁那儿。要等那边供体下飞机，上了等候在机场的专车，这边才打开手术包，动手消毒。看好时间，估计差不多了，就开始开动各种生命支持系统，切开肚皮，打开腹腔。这些都尽可以有条不紊慢慢的进行。只等供体一到，整个手术室立马进入启动状态，医生护士各就各位，开始紧张的对接。因为供体离开母体的时间是有极限的。一般肝脏能保持的最长时间是12小时，心脏8小时，肾脏稍微长一点，也只有24小时，而肺只有6个小时。
还有一点就是器官离开母体的时间，与受体的成活期是成反比的，时间越长，成活期越短。你去医院外科大楼看看，为什么半夜三更，常常有人抱着个冷藏盒子，跑得飞快，时间就是生命呐。
姑父猜对了，那个时候的我，已经深度麻醉，躺在无影灯下的手术台上，周围围着一圈的医生和护士。手术由陈知水主刀，对面是蒋继贫，旁边是杜敦峰。麻醉师站在我的头边，目不转睛的盯着监护仪，时刻注意着那跳动的曲线，小孟打着帮手，手术就在无声无息中进行。
只见蒋继贫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夹住手术刀，食指压在刀上，左手食指先在我的肚皮上画出一道轨迹，右手轻轻跟进，光滑完整的肚皮就渗出一条红色的血带。站在旁边的杜敦峰，接过护士递过来的止血纱布和止血钳迅速止住了血。随着开口的加大，止血钳原着开口一路摆开。一直到露出内脏，蒋继贫才收住手，往旁边退了一步，让位给陈知水。
陈知水接过手术刀，并没立即干活，而是看了麻醉师一眼，又看看监护仪，看到麻醉师和监护护士投以点头之姿，这才将手伸进腹腔。
这一切全靠默契，没有说话声，只有手术器械的撞击声，这种安静加深了手术室的紧张气氛。胸腔不够宽，无法正常操作。陈知水看了小孟一眼，小孟从器械盆子里拿出一把拉钩，勾住我的右侧肋骨，使劲的拉开胸腔，杜敦峰拉住我左边的肋骨，两个人做拔河状。
好，陈知水做了个停止动作，他两个人就那样定格住，保持一个姿势，让陈知水和蒋继贫开始做精细活儿。
有血涌出，陈知水停下手里的活，接过护士止的血钳，又递过来一把，看看没有出血了，护士又递过来吸尘器，滋滋地吸走了血水和液体，手术继续进行。
陈知水伸出右手，护士将一把剪刀递过来。陈知水开始剥离肝脏，这是关键时刻，他做的很小心，要把胞衣和血管，胆管，神经分开，还不能剪断，这时要保证个个生命支持系统正常运行，人的生命体征处于正常状态，一旦剪开，即或是已经硬化了的肝脏，它之于身体也是须臾不得离开的。
好在我的其它器官很健康，心脏的跳动铿锵有力。呼吸系统，顺便畅通。血液循环系统处处通达。泌尿系统运转正常。陈知水在检查完一遍后，依次剪断了连接母体的肝脏动脉血管、静脉血管，最后剪断胆管。只见他双手托出我的肝脏，缓慢地拿将出来，这边护士早已经将一个白色的盘子端在手上，做出随时准备接住的状态。
陈知水仔细地看了看，又捏捏，硬硬的一块块成不规则的硬化。这跟他原来估计的差不多，只是没想到这缠绕在肝脏上面的血管都已经成干瘪状，这肝脏基本上是工作到最后一分钟，耗尽了全部的能量，换下来简直是没有一点儿浪费，成了一个石头疙瘩。如果再晚两天，也许做什么都来不及了。
陈知水将盘子递给蒋继贫，从口罩里面说了两个字：“极限”。
蒋继贫接过盘子，他看到这肝脏的门脉血管是张开的，按下去，居然没有弹性。他见过很多硬化的肝脏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典型的硬化肝。看过后，他把盘子递给林峰。
就这样挨个看了一遍，我的这颗死而后已的肝脏才静静地躺在盘子里。这是一颗功勋肝脏，一个为我的生命殚尽力竭的伟大的肝脏，它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，将化作一缕轻烟，回归到遥远的楠木园，回沃那片生养她的土壤。
肝脏取下来了，站立几个小时的医生护士们已经很累了，但是，手术才刚刚开始，还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。这会儿，新的供体已经升温到30多度，快要接近体温，正是对接好时候。
任何器官的移植，首先要接通动脉血管。因为这是整个手术的关键，血管通了，一切皆通。血管不通，其它的工作都是枉然。这话是陈知水老师说的，蒋继贫记得那是第一次参加老师主刀的肾脏移植手术，陈知水老师首先接通动脉血管，刚刚一缝合，便看到新的肾脏尿管有尿液流出。还有一次，是做一个肺移植手术，一接上血管，看上去毫无生气的肺叶，便开始泛红，随之就恢复了弹性。他记住了老师的话，器官之通，在于血管。
联通血管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。这个是个比绣花还要精细的活儿，它要求既要一气呵成，又要针针到位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。吻合口的对接，只要有一丝丝缝，就会有血喷涌而出。然而，时间又不等人，前面说了，供体离开母体的时间与受体的成活期是成正比的，手术过程拖得越长，成活的风险就越大。供体只有等到新的母体动脉供血，才会复活。因此，准确快速缝合，当是与生命的默契。
血管缝合的环境是苛刻的，要求的手上功夫是精细的。试想，就是在手脚无碍的情况下，要将直径没有鞋带粗的两根血管缝合，都需得多么灵巧的手，如何的小心翼翼，更何况是在腹腔内进行。视线不良，空间狭窄，操作不便，更加提高了手术的难度。
陈知水在蒋继贫医生的帮助下，硬是平着感觉，一针一线，用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才将那根动脉血管完全缝合。
接着又开始缝静脉血管。
两个小时后，主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相继联通。从主动脉血管压过来的血液，被注入到新的肝脏中，刚才还是毫无血色的肝脏，慢慢泛红，温度也随之上升。
陈知水用一根指头压了压肝脏，感到弹性十足。他伸直了腰，额头上泛起颗颗汗珠，他把头偏向护士，护士手里早有纱布侯着，予以擦之。陈知水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血管连接处。
接通了血管，需要观察一段时间，看看血流情况。一是看有没有渗漏，再就是有没有排异反应。这是移植手术最最重要的事项，由于生物体内的自我保护功能，移植中的排异反应从一开始就有可能产生。
对排异的控制和排除，是移植手术前、手术中、手术后都要格外
延续我的生命的你，是谁？
这夜，好黑啊，一点光线也没有。
怎么就这么黑呢，从来没有见过的黑，就是当年跟随爹爹下江口，在大野坪过夜，天上那么黑，也是能看到星星的。说伸手不见五指，也还是知道手伸在什么地方。这里，简直就是像呆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。
有一点害怕，又不敢声张，也不敢出声。我的经历告诉我一个真理，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都要以自己的努力去解决。要以我自己的能力，摆脱这黑暗的处境。我冷静下来，先揉一揉眼睛，问题一下子有了答案:
原来是我自己没有把眼睛睁开。
睁开眼，我看到有亮光。等光线渐渐明了，便能辨认出绿色的帘子，白色的墙，亮着的灯，晃动的人影。我努力地想啊想，这是哪里，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
我舒展了一下身子，筋骨很舒服，还是起来吧！不好动，身上绑了许多东西。嘴里有，鼻子里也有。怎么回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我喊，喊不出来。我用力敲打床沿，“砰、砰、砰。”我听到了声音，确认不是在做梦。
走过来一个人，又像是从远处飘过来的，虽然看不清楚面孔，但那个婀娜的身材，轻柔的动作，让人想起医院的护士。
她是个女孩，轻轻地来到我身边。说，“你醒了。”说着，帮我掖了掖被子。我顺势拉住她的袖子，指了指我的嘴。
她说，怎么啦，我从喉咙里哼嗯，她不知所云，拿来纸笔，要我写字。我写上“把我嘴里的东西拿掉。”
她看了看，说“这是呼吸管，现在还不行，我要去问问医生。”
▲医院护士
问医生？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完全清醒过来。医院，是医院移植病房。
我记得我是被他们推进了手术室，是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用一根手指，压了一下我的鼻子，把我压进一个黑黑的空间里，我像坐滑梯一样滑进一个很深很深的隧道......
我是在住院，我得了肝病，我在这里换肝。我是去做了换肝手术，出来了，在病房里。
这一切又像做梦，我摸摸肚子，不疼不痒不胀。身上缠着绷带。我压，我揉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，尤其是这呼吸。
我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好畅通的感觉。我确信不是梦，我整个好啦！好神奇啊。这肝一换，什么都好，这世界一片崭新。
又想起毛主席的词：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！
我又敲打床沿，护士来了。这回不是飘过来的，我真切地看见她，一撩开那扇门帘，就朝我走来。问，“怎么啦？”
我比划着，要写字。
她又拿来纸笔，我抓着她的手，要写在她的手上。她不干，她递给我一张纸，说，“写在这里。”
我又写道：“肚子好饿好饿。我要吃糖。”
她看了，微微一笑，用一根手指在眼前摇摇，俏皮地说，不行。掖了掖被子，走了。我发现，尽管她发现我的要求是不合理的，是她总是或拉拉被子或看看输液瓶，并不拂袖而去，而这个细节让我对她充满敬意，她高挑的个儿，说话的声音很好听。
又过了一会，我又敲，她又来了，“又怎么啦？”这会她不笑，很严肃的样子。我一时无语，不敢乱说话，只写一个字:“热。”
是热，好热好热，一开始是很热，慢慢开始燥热，热得浑身都难受。就像坐在锅炉傍边，大汗淋漓。
她说等等，用手按了按我的胳膊就去了。
不一会，拿来一个纱布包包，里面包裹着一坨棒球大小的东西，塞进我的腋下。说，“不要挨着啊。”
原来是一坨冰坨子。冷气溢出来，好凉快啊。
好不容易等到天亮，护工打开窗帘，我看到好深好蓝的天空，好美好白的云。我伸出胳膊，看到的是清瘦，但却白白的肌肤，我的四肢活动自如。我好舒展的身子，好舒服的心情啊。
▲医院窗外的早晨。
记得之前，我还是奄奄一息，朝不夕保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在这一夜之间变了。我急切想看到我妻子，想知道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，想告诉她，我现在的感受，我要跟她说，奇迹发生了，一点儿症状都没有了。呼吸畅通，肚子很饿，手臂白如当初。
陈知水教授进来了，绕过旁边的病床，直接走到我的床边，后面蒋继贫医生，杜敦峰医生，跟着还有小孟。
这些像是发生在昨天，又像是隔了半个世纪，再次见到他们感到格外亲切。陈知水告诉我，供体质量很好，很年轻。
我叫了声蒋医生。我说我想知道是谁给我供体，我要替他尽孝。蒋继贫说，这是保密的，他说他只知道这个肝很年轻，是从北京送来的，其他的无从知道。
我深知一点，这个年轻的肝，是一个年轻生命的结束，我的生命应该在这一天结束，而我的生命却在这一天开始，是一个年轻生命的接力，我是延续了那个不知道姓名，不知道家住何方，不知道家人是谁，不知道有着什么样的经历的年轻人的生命。那么，从此，我的身上，承载着两个母亲的期望。我的母亲知道我活过来了，北京的母亲可曾知道，您的儿子在江城医院重生了。冥冥中您是否感觉到您的儿子还活着，此时就躺在重症监护室，等着康复。
当时，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，等我出院了，我要去北京，寻找另一位母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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